剛剛結束的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在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之后的首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在總結過去十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的基礎之上，吹響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號角。

　　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面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方式，需要實現經濟增長模式向創新驅動的轉變，需要確立智慧經濟的主導地位，需要提升經濟增長的高效節能環保。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要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不斷優化和完善政府的職能，發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引導、監督等輔助性作用。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凸顯了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優化政府職能和釋放市場潛力的重要性，并明確了未來努力方向，強調了政府經濟政策的長期整體平衡和可持續性，意味著短期微觀層面將更多地依靠市場的力量來實現平衡。

　　在財政政策領域，會議提出在有效支持高質量發展中保障財政可持續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控，體現了對于地方政府財政風險的關注以及對可持續發展的考量。在要素驅動型的增長模式下，政府充分發揮了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信息優勢和信用優勢，主導了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制造業等領域投資，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也帶來了地方財政失衡、地方債務風險上升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未來財政政策的主要目標要逐漸過渡到平衡宏觀經濟和改善社會分配，經濟增長的動力要更多來自市場主體的創新和資源配置的效率。其次，要設計財政收支與經濟增長的平衡機制，科學測算財政收支的可持續規模。第三，要根據公共品外部性、信息優勢、激勵相容等原則設計中央和地方財政收支的平衡機制。會議提出加大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是針對中央和地方事權和財權不平衡提出的解決方案，也有助于保障地方財政的健康，增強可持續性。

　　在貨幣政策方面，會議提出貨幣政策強調要保持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體現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保持長期平衡以及保持支付流動性（貨幣供給）與信貸流動性（社會融資）長期平衡的理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貨幣供給經常性地偏離社會融資規模以及名義經濟增長，貨幣政策過冷過熱時有發生，帶來經濟的過冷過熱。這一方面來自于貨幣政策過度依賴于數量型的手段，精準度不夠，容易用力過猛；另一方面來自于價格型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不夠通暢，尤其是利率傳導渠道不夠通暢，金融體系的自我平衡機制不完善，貨幣政策的效果很難精準度量。這要求我們平衡好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的分工和定位，不斷完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定價機制，形成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基于流動性、盈利性和風險性的良性互動，增強貨幣政策傳導的效率。從長期來看，經濟結構轉型、金融去中介以及人口老齡化等因素給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帶來結構性的沖擊，這要求我們精準研判結構化因素給流動性帶來的結構性影響，未雨綢繆，做好頂層設計，以應對復雜的內部和外部沖擊。

　　在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領域，會議提出優化產業政策實施方式，完善新型舉國體制，發揮好政府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的組織作用，突出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金融是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的市場化手段，也是連接科技和產業的紐帶。金融可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通過資源資本化、資產資本化、知識產權資本化、未來價值資本化，加速產業發展；金融可以引導產業發展帶來的效益投向新的科技創新，進一步推進科技進步。要充分發揮政府在金融體系中的作用，將政府信用和市場信用進行科學的結合，引導資本的流向，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分散或轉移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風險。在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行政手段和金融手段的配合也極為重要。一方面，要通過碳稅等行政手段，區別對待一些特殊行業或者企業，改善社會整體福利。另一方面，要發揮綠色金融的重要作用，通過綠色貸款、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擔保等金融手段激勵企業減排，同時通過建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打通碳匯、新能源和碳排放權的定價聯動，促進全社會的減排，并提高整體經濟效率，而這個過程中，政府的頂層設計和組織協調是必不可少的。

　　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黨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引下進一步明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方案和措施，為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優化政府職能，釋放市場潛力，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是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關鍵環節，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基礎，需要我們在理論上做好頂層設計，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經驗，不斷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為世界文明提供“中國方案”。

　　（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金融系主任）